紅60，在港區=市區

     在沒有抬頭望向星斗的日子，在期待某些事物的到來與不捨某些事物離去之間，一切的機會成本都最高的——某定意義上，最自由的——現在，星軌依然照著原有的速度位移著，來到了二月。

    成為了寒假結束的前兆，Sunday Scaries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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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學朋友中，有意無意的，由高雄人組成了地緣上的小圈圈。
    前些日子其中一位（姑且稱之H吧）在群組了牢騷，說著最近很閒——一個我現在已經不敢說出口卻又同感的一個邀約。自發性的學習會伴隨某種存在主體的叩問，在假期結束後自我懷疑一切是否有意義。所以可以與"閒"產生共鳴。並與Y的忙碌產生對比。

    於是乎變成只有我和H的局面。
    地瓜球作為一個媒介，是某一次期中考題的打賭，說要請吃這個在高雄數個銅板可以解決的小食。某種意義上，這樣的約定是很聰明的，因為時至當下這個媒介依然沒有用掉。
    但這樣仍無法構成出門的理由。
    某次回家，自己就會呈現繭居的狀態，在腳踏車滯留台北的當下，移動半徑只剩雙腳能及的範圍內，而這樣的路程內，除了偶而的黃金與藍調時刻下的自然光線，以及圖書到館通知，並沒有吸引自己動身的誘因存在。不管怎麼說，從家中花上30~40分鐘不等，或對價的若干體力，都是對於自己——一個高雄人——探索這座城市的中間障礙。
    所以出門需要理由。
    現實意義上，需要先請父母把車留下，而對此造成的不便需要檢附理由；實然意義上，若要出門，幾乎沒有半天的選項，否則路程可能就要耗上超過理由本身的時長。對此，已經刻在自己的行為模式上，沒有對這件事有過過多的懷疑。
    但在到台北，到城中後，對移動這件事產生了體感上的改變。
    居住在市中心或許是一個緣故，看著台北同學花一個小時通勤似乎是個緣故。但對此產生真實的理解（或反感），是在某一次羽球局的末端，自己跟老闆閒聊的時刻，當他知道我居住地後說的「為什麼不在仁武打就好」並開始抱怨市區的租金太貴很難經營羽球場。所以開始思考這些赴約的成本，過去可以做為出門（或不出門）的理由，但在菜頭提出可以晚上騎車去旗山的構想時，有些怨懟的想著怎麼過去都很直接地約在高火、文化，某種市區的代名詞。
    與此同時，過去的自己有些反感這樣的區隔。
    這樣的體感來自某次跟證照又規劃高雄局，當討論到約高雄說著高雄很大的場合，他用著一貫的「玩笑」說著你們都是縣，要約高雄比較方便的同時，自己卻感覺有些生氣。一方面大概是看到了某種來自城裡的傲氣，某種被瞧不起的不快（儘管在談論台北時，我與他的立場似乎對調了）；另一方面或許是對移動上不便產生的遷怒。當然，也可能單純是當時狀態比較暴躁時的結果。
    但自己在不知不覺間，其實早已接受這樣的預設。
    當自己抱怨到市區要如此麻煩的話語；當台北的朋友在旗山聽到我們要「回高雄」時的提問；當自己很明白來仁武真的不能做什麼的時候。自己在刻上行為模式的同時，也接受了事實。

    所以在與H的會面前，走了一趟駁二，以看展的名義驅使自己踏上紅60搖晃的車體。

    不，現在的紅60都已經是大車了，過去那個運送沙丁魚的乙類大客車已經鮮少出現在這個街區，伴隨著那個還會把公車、捷運本身當作一種新奇體驗的自己，那個試圖探索一切新鮮事物的那個幼時的自己，默默地駛離了這個被自己稱為居住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