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人的工作日常

    被鬧鐘叫醒的早晨，按掉，然後又過了5分鐘，伴隨咋舌離開了床鋪。

    范吾盡的一天大抵是從7點開始——他還天真地以為，離開高中之後就能睡到自然醒——為的不過是1個多小時的通勤。他當然考慮過搬到比較近的住所，但都心飛騰的房價與2年更新1次的visa都不允許他做這樣的算盤。在台灣時，還能悠哉地在辦公室啃麵包，但在日本人的注視禮下，他決定第二天開始在上電車前解決早餐，或自我催眠168斷食。

    「早安。」
    「早安。」

    在走廊上遇到同事，大概是今天對話門檻的上限。可以的話，范吾盡甚至願意在看到同事出現在走廊的一頭時就先爬上樓梯，繞一圈進到研究室。並沒有特別與同事結怨，只是單純的半生不熟。半生不熟，多麼美妙的一個詞彙，包括了所有應對進退的禮節、公益私利的競爭、對內對外的邊界，以及空氣。繞了一圈，走過外籍研究者——更精確來說，台灣人與中國人——的樓層。在這間學校也是幾年的歲月，甚至經過全日文的面試，他的研究室依然被排在了這個樓層。但更多時候，范吾盡還是很慶幸他區區一個博士後可以拿到一間自己的辦公室，把所有有效無效的社交隔離在門外。

    把前一晚散落的文件堆到一旁的架上，按下開機鍵，在等待主機運作的同時盡可能地多蹭學校的咖啡。近幾年他開始認知到咖啡因之於工作穩定的重要性，明明領的是基本不過的薪水，卻基本上是個責任制的工作。被點數與續約追著跑的日子裡，半夜也好假日也好，反而是生產力最高的時刻。
    「讀書嘛，不寒磣。」
    "work-life balance" 以白色字體寫在博論的第n版上，帶著他來到日本而不是留在美國。而現在那個檔案已經忘在上一間學校的某個USB裡。唯一不一樣的，大概只有手裡的早餐，從美國的麥當勞鬆餅，變成了日本 7-11 的冷藏飯糰。原以為拿到學位，從漫長求學路中畢業就是學習的解脫，結束技不如人的焦慮。結果拿著蒼白的畢業證書，看著茫茫學海裡依然一堆陌生的單字，為了追趕業界還是得負笈前行。焦慮從來沒有消失，圈內那有毒的文化早已滲進范吾盡的腦袋，看著學生時期的同窗拿到Tenure還會忌妒，甚至不願意承認自己看不懂他們的研究。

    打開的電腦跳出了一則email，是期刊的拒稿，以及reviewer 2的寶貴意見。到這個程度，已經開始會覺得麻木了，套用指導教授以前的說法，大概是逐漸成為了一個成熟的研究者。剛開始做研究的時候多巴胺還會坐雲霄飛車：想題目的時候永遠焦慮，每當被問到「你的研究興趣是甚麼」的時候報的總是某個計畫的研究進度；方法與資料永遠不足，所以洗完資料、跑報表，總得要虔誠的祈禱，祈禱顯著水準那顆星星可以亮起；投研討會與期刊更是如此，到了論文真正發表的那一刻，早已想不起它最一開始的模樣。每一個步驟都像丟硬幣，中了可以歡呼，但更多是沒中之後咬牙再丟一次又一次。那一次次硬幣翻滾的光影照在范吾盡的臉上，貪嗔癡，永遠懷疑自己究竟是不是個合格的研究者。
    成熟的研究者，他的老師在他畢業前的那段日子裡接了無數個案子，拆成無數個步驟交給底下的學生與RA，像工廠的流水線一般，趴搭趴搭的把論文給印出來。但作為一個工廠的小螺絲釘，暫且不提有一餐沒一餐的funding，從來沒有人教過范吾盡怎麼完整地把一支鉛筆給做出來。到頭來，或許老師也偷偷地把打工人的印記印在了他的推薦信，到每一所學校，總有做不完的行政庶務，更可悲的是，他以手腳勤快為榮，畢竟那也是證明自己價值的一種方式——尤其是升等論文快要不夠的時候。

    好消息是，他現在至少有RA可以使喚了。協會給的project剛好夠請一個最便宜的兼職RA，最終來的是一個大學部的留學生，英語說得不錯，日語則還有口音，研究能力嘛，列了幾個課堂報告。他會在周二和周四的下午到辦公室，基本的任務大概是編碼與秘書，當然，范吾盡也試圖派給他幾個計畫，但收回的文章卻可以在最基礎的格式上出錯。圈出一個個刊物名稱沒有斜體的問題，十年前，他也是這樣坐在老闆的辦公室裡，回來的email充滿文獻格式的校訂。當時他覺得絕對有遠比改這個有意義的教學，現在，看著眼前的 RA，再看看自己電腦螢幕上那個因為變數設定錯誤而一直跑不出顯著結果的 R 語言介面。 他拿到學位了，他當上第一作者了。但他依然在為了一個標點符號、一個該死的控制變數焦慮。或許這些格式與刁難對於學術知識的累積一點意義也沒有，卻擁有很好的實務意涵：能更好地發表。
    「格式先去重改，有問題再來問我。」
    他先從一個螺絲釘，變成了一個生產線領班。

    回程的電車，習慣性地在鬧區前兩站下車，慢慢地走，看著人群熙攘，卻又與自己無關。吃習慣的居酒屋，因為便宜。店裡播著Crazy Dancer，像是要逃避一樣推開居酒屋的門。

    「街外傳來了無止盡的叮咚聲，讓我一度分不太清楚，現在的我究竟是清醒的，還是依然被困在半夢半醒的虛實之間。」（芭樂，2026）